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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香港2018年12月23日電 題:香港文化巨匠眾星隕落 “後大師時代”須薪盡火傳 2018年是香港文化界眾星隕落的一年。國學大師饒宗頤、嚴肅文學巨匠劉以鬯、武俠小說泰鬥查良鏞相繼以高壽仙逝。三位文化巨匠都在戊戌年離世或屬偶然,卻難免予人大師遠去的惘然之感。時至歲末,在緬懷逝者之余,香港須思索如何在“後大師時代”繼承與弘揚先輩留下的精神文化遺產,並進一步完善文化發展生態圈。 饒宗頤、劉以鬯、查良鏞三位先生離開人間時均無明顯苦狀。饒公在睡夢中駕鶴西歸,劉以鬯和查良鏞於親友陪伴之下在醫院安詳離世。三位年至鮐背、期頤的文化巨擘以此方式告別,於生者而言,或許可以稍感告慰。 饒宗頤是中外享負盛名的漢學家,學術及藝術成就非凡,在超過80年的學術生涯中作出不少開拓性貢獻,出版逾百種著作、逾千篇論文。他學貫中西、博古通今,法國漢學家汪德邁稱他為“行走的圖書館”。 劉以鬯是香港文壇宗師,引領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發展。他一生堅守嚴肅文學創作,不斷摸索小說的創新寫作模式,主編報章副刊之時竭力為大批年輕作家開拓文學空間。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席張隆溪形容,劉以鬯之於香港的重要性堪比白先勇之於臺灣。 以筆名“金庸”撰寫武俠小說的查良鏞家喻戶曉,其作品被廣泛改編為電視劇、電影,傳播及影響力極廣。著名文化學者李歐梵撰文褒揚金庸留給後世一筆“無與倫比”的文化遺產。 三位文化大師也有交集。饒宗頤與查良鏞曾經合力為香港回歸紀念碑碑文把關,饒宗頤與劉以鬯曾經合簽由香港作家聯會牽頭發起、在西九文化區設立文學館藏的倡議書。在張隆溪眼中,三位還都是從內地來到香港、擁有深厚文化修養的老一輩文人。 他向中新社記者回憶,1999年在金紫荊廣場揭幕的香港回歸紀念碑上的碑文雖然沒有署名,但是由查良鏞與饒宗頤合寫,並由饒公最後定稿。“香港地處中國南疆,水清港深,居民聚族蕃衍,航通遠洋……”該段約500字、高度概括香港歷史的短文,文筆造詣高深,英文版由張隆溪翻譯。 饒宗頤、劉以鬯、查良鏞在各自領域均是文化符號般的殿堂級人物。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子東表示,三人同年離世是偶合,但其象征意義是,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好像已經過去。然而三位大師的學術及文化價值不能以地域來衡量,他們的成就即便百年以後仍不會消失,背後的成功經驗應該發揚。 許子東由三位大師的成功總結出如下啟示:數十年來,他們立足於香港,沒有完全受其他地方的文化環境影響;更為重要的是,他們沒有依附純粹西方化的標準與規範,因而創造出香港獨有的文化價值。 這正是香港獨特歷史與城市定位造就的先天文化土壤。這片土壤催生文化大師,也滋養大批文化名人。當中,攝影大師陳復禮、才女作家林燕妮、新儒家倡導者霍韜晦、兒童文學先驅黃慶雲等也都在今年作古。文化名人集體隕落令人唏噓,卻也可為香港提供思索傳承他們精神遺產的契機,並摸索進一步完善後天文化生態圈的空間。 誠然,香港目前已在不同地點設有饒宗頤學術館、金庸文化館等機構,但是仍缺乏系統性保存、研究及推廣香港文學及文化的多功能地標館址。張隆溪坦言,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以文化旅遊作為出發點,註重公共空間和公共藝術發展,對文學和人文學術研究關註不足。 他指出,放眼全球知名的國際大都會,均在文化層面成就驕人,香港也有很多優秀的中生代和年輕文化人物應該得到重視。當然,那些城市都擁有很長的發展歷史,香港應於現在和將來更加重視文化,培養自身更大的軟實力。 (本文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。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|